书以载道

意义协调管理:解读叫魂一案的君臣对话

——以人际传播理论管窥封建君主官僚制

关键词:意义协调管理;人际传播;官僚制度;权力对话

摘要:1768年,自江南一带兴起的一种神秘而取人性命的“妖术”引发了一场迅速蔓延全国的恐慌。弘历皇帝视其为政权的威胁,谋反的先兆,必欲除之而后快。普通百姓陷于危及生命的恐慌之中,不得安生。这场闹剧背后蛰伏的是弘历皇帝与官僚队伍之间权力的对话。以传播学的意义协调管理理论分析,这场权力对话的拉锯战最终以部分协调的结局告终。

作为人际传播的一个理论,意义协调管理理论首先于1978年由美国学者巴尼特·皮尔斯和弗农·克罗嫩提出。该理论认为,在人际沟通过程中,处于“对话”状态的人们在共同建构他们置身的社会现实时,也被他们所创造的想象或虚拟的世界所改变。人们在对话中创造了“现实故事”和“讲述的故事”两个文本,对话的双方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固有的认知方式解读语义。在同一对话过程中,“现实故事”和“讲述的故事”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所蕴含的矛盾冲突、不确定性以及双方获取意义的需求,促进了“协调”的产生,从而使对话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在叫魂案中,弘历皇帝和官僚队伍各自从不同的身份和目的动机出发,解读叫魂案的“现实故事”,最终以双方各自抱有遗憾的“部分协调”告终。从这场权力的对话中,我们亦可以管窥封建君主官僚的权力拉锯。

(一)对话的个体——弘历皇帝与官僚队伍

弘历皇帝在与官僚队伍对话中,始终有三点期望:

  1. 在不与律例和规则发生正面冲突的前提下,介入官僚队伍,插手日常事务,制裁产生过失的官员,以突出自身的专制权力。
  2. 与官僚队伍保持亲密而等级分明的“父子式”关系,以体现君威,彰显自己的明君形象,强化个人认同。
  3. 希望官僚队伍的个体突破规则的局限,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君主的统治地位

由此可知,弘历皇帝在与官僚对话的过程中,看重的是自身专制权力的体现、君威和君主形象的认同,以及自身的统治地位,其他语境则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然而,官僚队伍在与君主进行对话时,则另有动机:

  1. 避免与律例、规则等常规权力以及专制权力发生正面冲突,规避风险,保护个人仕途。
  2. 在风险较低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提高威望,扩大势力范围。

官僚队伍在与皇帝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更为看重自身的仕途、权力和势力范围,其他因素则成为外部框架。针对叫魂案这一“现实故事”,皇帝和官僚队伍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和应对,但显然,对话双方的叙述和解读存在矛盾——一方面,弘历皇帝希望官僚队伍可以不顾危险,超越规则,捍卫君主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则完全指向个人在官僚队伍中所处的权力和地位。这种矛盾冲突,以及双方都具有的化解矛盾的趋向,促成了意义管理的动因。

(二)对话的过程——弘历皇帝与官僚队伍的拉锯回合

孔飞力将弘历皇帝在这场叫魂危机中控制的运作概括为三个方面:严饬属下、重申官场规范和强化个人关系。严饬属下,旨在督促各州长官严饬各地地方官,以减少隐瞒、谎报和误报案情情况的发生;重申官场规范,意在鼓动官员突破规则、辖区界线的局限,缉拿妖术霍乱人等,这也是弘历皇帝从保护个人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向官僚队伍“规避风险,保护个人仕途”的意向发起的一轮挑战;强化个人关系,指的是弘历皇帝运用专制权力,剥夺办事不效的官员的财产、自由或生命,或用较为温和的训斥,对玩忽职守的官员进行批评,这可以视为是弘历皇帝从体现自身的专制权力或强化官员对其君威和君主形象的认同的角度出发,对官僚队伍“规避风险,保护个人仕途”的意向发起的新一轮挑战。

清朝官员卡通图

官僚队伍在这场对话中也做出了回应,孔飞力将其概括为四种方式: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和常规化。这四种方式的核心均为避免与专制权力产生正面冲突,而消磨其在叫魂一案问题上的施压。也可以说,官僚队伍的四种应对方式,是从“避免与专制权力产生正面冲突,保护个人仕途”的角度出发,对弘历皇帝发起的挑战的应对。

(三)意义协调——叫魂案的了结

两个主体的对话,最终可能产生三种对话关系:达成协调、没有达成协调或达成部分协调。叫魂一案最终以富尼汉和苏尔德的降级受罚和流放,以及对相关官员失职的处罚而告终,以此体现弘历皇帝的专制权力、君威以及圣明君主的形象,与此同时,对妖术惑众的罪魁祸首的抓捕亦不了了之。这个结局对于对话的双方而言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遗憾,但这个结果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

君主和官僚通过呈奏、朱批、文献制作等方式实现对话,最终在这场权力对话中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协调。这种对话总是由某个事件引起,君主和官僚在无数次对话的意义协调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和机制,也就是君主官僚制。如孔飞力所言:“……(君主官僚制)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君主官僚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孔飞力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在我看来,这种和平相处之道就是君主和官僚长久以来对话和意义协调循环往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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