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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弗雷德·西伯特（Fred S. 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于1956年发表的新闻传播学著作，由美国教会全国委员会作为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资料编辑出版。该书曾获得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授予的奖章。它开创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联。
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组织了一个由十三位“其资质无可挑剔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大量的听证和调查的基础上，就“自由新闻制度对美国的重要性”起草一个声明。委员会叫“新闻自由委员会”，卢斯提供的钱由芝加哥大学转交，但无论是卢斯还是芝加哥大学，对委员会都没有控制权，研究和调查以及最后的声明完全由委员会独立做出。报告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为传媒的“社会责任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是2016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迈克尔·舒德森。本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以此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作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读物为广大学者所推崇。
《万历十五年》是199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作者是黄仁宇。全书共分七章，分别写了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同时，也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重重矛盾，如皇帝与群臣的矛盾，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矛盾等等。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是将军还是知识分子，都各有自己的理想，又都各有自己的局限，最终在相互制衡冲突中彼此消耗，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全面平庸与危机，整个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衰亡的趋向似乎不可避免。
《新闻的历史》一书由米切尔·斯蒂芬斯所著，最初于1988年出版，一经面世便受到好评，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图书”。第二版出版于1996年，获得更大反响，被译成葡萄牙文、荷兰文、中文、日本等各种版本。2007年，斯蒂芬斯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新版不仅扩充了电视新闻部分的内容，还增写了全新的一章，专门阐述互联网和数字革命。
《新媒介：关键概念》由盖恩·比尔编著。概念是思维的基础工具。本书选取了六个关键概念——网络、信息、交互界面、档案、交互性和仿真，通过对它们进行多学科、多维度的梳理和考察，建构起新媒介研究的概念框架。
新闻业不必然创造民主，民主也不必然制造出新闻业，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正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媒体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以美国媒体为研究对象，但辅之以比较研究的文本背景，作者把新闻理解为既是故事讲述又是事实指向的操作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新闻报道规范与框架下，作者围绕今天的公共知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这二者之间所产生的诸多争辩进行了阐释。
《受众分析》对受众这一概念及其演变历史进行了梳理，全面总结和分析了各种受众理论和受众研究的主要传统、方法和结果。作者分析了受众研究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从受众和媒体两个角度对传受关系进行了探讨，不轿枉过正，也不偏执一端。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尤瓦尔·赫拉利创作的历史类著作，以演化生物学的角度介绍了人类的历史。赫拉利认为生物学限定了人类活动的极限，而文化则塑造了在极限以内所发生的事情，历史学科则是对文化变迁的记录。《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将从石器时代至今天智人的演化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认知革命（约公元前70000年，智人演化产生了想象力，出现能够描述故事的语言）、农业革命（约公元前12000年，农业开始发展，智人开始驯化动植物）、人类的融合统一（人类政治组织逐渐融合统一为一个“全球帝国”）、科学革命（约公元1500年至今，出现了现代科学）。
《美学散步》是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创作的一部美学著作。该书是作者一生主要的美学论集，总共22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美学和文艺一般原理。第二部分，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论；第三部分，西方美学史和西方艺术的论述；第四部分，诗论。在该书中，作者凭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良好素养，以比较的眼光，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几个重要范畴加以阐释，渗透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取向，书中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艺术家的心灵。
本书顺着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以及美的特点等问题层层展开，提出了他的美学研究的理想目标——“人生的艺术化”。朱先生以一种对老朋友的语气娓娓而谈，将他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刻体悟渗透在质朴清新的文字中，“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朱自清语）。全书最后呼吁人们“慢慢走，欣赏啊”，认为“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
《论自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创作的政治学著作，《论自由》中心论题有三个：第一，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第二，论个性自由；第三，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控制。通读该书，可以看到对个人和社会之间权利界限的划分是全书的核心要义之所在：一是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二是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该书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
何为地理媒介？麦夸尔说：地理媒介是“在现代城市中与不同媒介平台的空间化过程紧密相关的新技术条件”，表现为四个交叉关联的维度：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和实时反馈。地理媒介带来了什么？麦夸尔又说：网络数字媒介在城市空间中扩张，成为强大的时空机器，极大的扩展了人类的感官、社会组织和文化规范。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创作的文艺理论著作，该书是一本广义的中国美学史纲要。作者以深邃独具的目光，雄浑凝炼的笔触，囊括了历史悠久的中国美学的整个历史。从龙飞凤舞的远古图腾，一直讲到明清工艺，宏观地描述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发生、形成和流变的历程，指出这也是以实践理性为特征的民族审美意识的积淀过程。该书为中国美学史“勾画了一个整体轮廓。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华语传播学社群，采取对话的笔调而舍拘谨的理论书写，目的在于营造探索与对话的气氛。顾名思义，本书强调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主要线索在于分析传统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宏观变化，把传播议题安置其中并作理论推敲。核心概念是“现代性”的特征与轨迹。
本书报告了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市所做的先驱性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验证了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无意中的发现，即源自大众媒介的讯息在传播过程中经由了“意见领袖”的中转——他们在其所处的人际网络中为其他人筛选、解释并扩散自己的所见所闻。本项经典性的研究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制定过程（公共事务、时尚、电影观看、消费行为），为大众媒介与人际影响间互动关系的后继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本书是一部媒介与文化学研究的入门读物。作者展示了现代大众媒介是如何与意识形态、情感、霸权、社会规则、权力、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作者将全球性文化融合的主流理论与其最新的发展趋势巧妙地连接起来，并对当今的文化和信息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批判性观点。
在延森看来，媒介融合带来了研究上的转向——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后者的一个中心命题是特定的媒介与传播实践将对社会组织（从微观到宏观）产生何种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解决交流与传播观念的理论规范问题，本书就是阶段性的成果：基于对交流/传播观念史的考察，建构全新的认识论范式，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也区别于政治经济学派。
奥尔特加认为大众反叛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欧洲的衰败与没落，但他对一战以后喧嚣一时的“西方的没落”——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的没落”——这一悲观论调颇不以为然。对此，他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大众的反叛》全书分为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在第一部分中，奥尔特加对“大众的反叛”这一时代特征做出了诊断与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大众的反叛”由欧洲国家内部推延至整个国际领域，由“大众人”转而分析“大众民族”。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美国新闻事业的兴起、发展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报业在美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例如，在美国独立运动中，报业就“在为革命准备舆论，并在独立战争中保持高昂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美国革命者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对于新闻自由，作者也有独特的说法，认为新闻工作者“代表各自的阶级和集团”，因此，“言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己这一方面的自由”。
作者将丰富的社区研究传统与经验，带入全国媒体的新闻室当中；借助横跨十年时间、对四家主要电视网与新闻杂志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所得的经验材料，浓墨重彩地勾勒出新闻业黄金时期的大事件，以及精英媒体通过微观实践建构国家与社会图景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对于新闻生产的“包罗万象”的解释。
作者是托德·吉特林。本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在吉特林对于媒体报道和学生运动丰富的叙述中，他的朴素的描写，他的的对于人性的思考方式，为我们在大众传播时代观察民主的意义以及媒介与民主不断扭曲的关系提供了个独特的视野。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的首部重要著作。本书阐发自他的教授职称评定论文，由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审阅。1989年，本书由托马斯·伯格和弗雷德里克·劳伦斯译介到英文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为哈贝马斯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超越传统的“强、弱、强”模式，以“受众观”为线索，将效果研究及其主要理论归结为五个阶段：大众传播效果研究起步期、聚焦个体态度和行为的效果研究、人际关系视野中的效果研究、“积极受众”影响下的效果研究、以认知为核心的效果研究。
以亲身回忆讲述一门学科的成长故事，将对一项学术事业的私人情感融于公共知识的整理与历史叙事之中，《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上编作为传播学创建者施拉姆的临终未竟遗稿，知识史写作表达着对那些激励这一学科创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深切敬意；而在下编，历史的叙事者变成了叙事对象，致敬者变成了被致敬者，知识增长与情怀寄寓都在延续……
《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上编专门论述索绪尔、皮尔士、叶姆斯列夫、巴尔特等现代符号学史上应该提及的重量级人物。除了理论探索之外，收入上编的还有几篇应用性文章，它们是“皮尔士符号理论与汉字分类”、“论诗性逻辑”、“重建隐喻与文化的联系”和“神话制作及其社会/心理功用”。
媒介系统到了数字时代，似乎呈现出了高速进化的状态。新新媒介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传播规律？有哪些影响？有没有商机？未来会怎样？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莱文森谨慎地揣测，下一代的媒介将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凝聚了库尔德利15年思考媒介与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心得。本书贯穿起媒介的诸多重大命题——媒介实践、媒介仪式、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及权威、媒介文化、媒介伦理与正义。在阐述时，作者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媒介中心神话，破解媒介文化比较研究中的西方中心思想。
本书提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不同语境下解读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全貌。作者分非常时期的言论自由、事先限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诽谤和侵犯隐私、淫秽出版物、非政治性言论和非言论性表达、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七个专章,介绍了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的有关表达自由的二百多个案例，详尽论述了大法官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解释和适用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时所创设和运用的法理，同时兼述了学者们的代表性观点。
《媒介学引论》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包括：传承的时代；“中介即信息”；“这个将毁灭那个”；象征符号的有效性；学科建议；媒介学做什么。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是研究技术和文化之间过去与现在的一种互动。它主要针对标记符号，存档和记忆进行思考研究，媒介学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从历史到现代，从文字到因特网。具体地说，媒介学指的是传承当中的中介程序。
新闻专业主义所标榜的新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报道是一个神话，把新闻报道认定为是传统的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方法，同样不够真实，根本未能反映出新闻作为集体的共同参与社会建构的实质。当然由此也可以证明，以“框架”作为焦点，对新闻及其生产进行研究和解释，不仅可取合理而且非常重要，比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如实证主义）路径，更能展示其基本面貌，揭示其内在的机理和本质。
1925年，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在摒弃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对记忆的几种心理学解释之后，他指出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为了证明自己的核心论点，他指出，在稳定的社区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其私下的记忆与秘密，只向自己的成员揭示。这种"家庭记忆"并不只是个人记忆的组合。
本书从跨文化阐释的时间维度，探讨了从当代生态美学的角度解读《周易》的具体路径，用现代浪漫主义理论阐释屈原作品的有效性问题，重点分析了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费孝通等人的跨文化阐释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审美现代性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发生及浪漫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