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献词中的话语建构和历史书写
————读《话语与社会变迁》

对于新闻界的记者而言，记者节是一个仪式性和周期性的“热点时刻”，此时不同主体往往会集中阐发对于这一行业的认知与理解、追忆与反思。一方面，虚拟新闻、平台算法、AI主播、chatgpt等新技术涌现，不断冲击着新闻内容生产的制作与传播。另一方面是媒体在敏感事件上不断被收窄的发声空间。 记者节是不同新闻社群对过去的关键性公共事件或特殊的热点时刻集体阐释的时刻，而这大多反映在媒体的记者节献词当中。“两面夹击”的媒体人，他们在回望、定义自己的新闻史时会建构怎样的话语？在建构话语、巩固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时采取了哪些策略？ 意在巩固或抗争何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又如何被正当化？话语建构的过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

此外，记者节献词中，不论是对著名报人的缅怀、对光辉岁月的追忆、还是重申记者守望公平正义、追寻真相的职责与荣光，对于一个初入新闻学的学子来说， 这种主打情怀的理想主义话语是一个要被去魅的神话吗？我期待着能从费尔克拉夫身上找到一点答案。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涉足批判的语言分析后便一发不收拾。作为话语分析领域的代表著作，他这本书强调： 话语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构成，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具有建构性作用。 作为一个批判的话语分析者，他给予了福柯特别的重视，并从3个向度提出了自己的话语分析理论。分别是：文本，偏向语言学；话语实践，即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社会文化实践，它是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 而话语作用的领域就是意义争夺和权力关系展开的领域，新闻人正是通过生产和建构话语的意义，塑造了有关新闻职业的知识，形塑新闻场域内外的权力关系。

于是我先从文本分析开始，不过我仅仅只从主流媒体和市场化精英媒体各选一家媒体代表，分别是《人民日报》和《澎湃新闻》，分析其在2019-2023年5年间的记者节献词。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样本选取，对样本数量、媒体类型、文本形式、发布时间等因素都未做进一步区分，但仍然能从中大体看到两类媒体的话语叙事特点。

《人民日报》的记者节献词依然保留较强的党报特色。党性人民性、记录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了记者节献词中的3组关键词。 正如美国汉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所指明的那样，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历史素材往往会被当成工具刻意突显或忽略，变形为一种神话化的史实。有意思的是， 在追忆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时，《人民日报》选取的都是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党和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例如，其2022年的献词写到——范长江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用双脚丈量了中国的西北角；魏巍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书写“最可爱的人”，激扬了人们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 穆青“把根扎在最厚的土层里”，通过夜以继日的采写树立起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事实上，复旦大学白红义曾以范长江与张季鸾两位著名报人在记者节话语中被纪念的情况为案例，具体讨论了他们在政治效用上的差异。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报人张季鸾在世时名望比范长江更大，却很少出现在如今记者节的话语文本中。 其中一点就是因为，范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新闻业-红色新闻的典范，而张季鸾所代表的文人论政传统如今自是不受欢迎的，其“小骂大帮忙”的理念也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隐喻， 成为张季鸾及《大公报》身上的“负面”标签” (白, 2019, p. 76)

《人民日报》正是通过对这些特定前辈的追溯和推崇，和对另一传统新闻人的边缘化处理，来达到整合新闻业内部成员的作用。类似的新闻史叙事都是为了建立新闻业的经典传统， 树立可供当代新闻从业者参照的“角色模范”。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一经提出，2023年的记者节献词更是将其视为重中之重，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学习，将传播党的政策主张作为首要。以及在记者节献词中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强调也是顺应党中央国际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 在文本中对红色报人的推崇、对中央政策的强化，都体现了《人民日报》想将“党的新闻人”确立为新闻工作者唯一的身份认同。

而作为市场化媒体的澎湃新闻又是怎么建构职业话语的呢？梳理近5年的记者节献词，澎湃新闻建构的话语，我也把它分为了3组：新技术冲击下坚持操守、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话语争夺、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 。

面对新技术的革新，澎湃新闻提前预设媒体已经经受住了考验这一立场，比如她说“专业写作有着算法、人工智能等不可替代的价值，记者职业的专业性经受住了信息时代的考验。” 但事实上这个文本只有从业者的建构，读者并未参与其中。

澎湃新闻虽然属于新媒体，但却努力运用了传统媒体及新闻人所“专属”的 “理想主义”的情怀式话语，将本该已经被技术祛魅的传统职业权威再度“神话化”。 在记者节这一特殊时刻，他们强调仍要坚守“新闻理想”以应对转型危机。这也揭示了中国新闻社群在固有秩序下维护身份认同、 重塑职业正当性的努力。而理想-现实这组话语，实则暗含了新闻人对当前新闻业现状的批判，他们想要重塑规范化的新闻理念和专业准则。这种专业理念就 包括了对真相的追寻，而我认为追寻真相所要求的自由和可操作空间，某种程度上即是对 “将新闻从业者的唯一身份视为党的新闻人”这一党报话语的抗争， 因而“理想”话语也是一种批判性和抗争性话语。

从媒体的献词里跳脱出来，我们为什么要在记者节一再强调这个职业的正当性，一次次重申记者的权威地位和不可替代性，这是否恰恰反映了它在现实遇到的阻力与障碍。回望过去，尤其是社会经历剧烈变化的3年，那个跳楼的母亲、烈火中的居民、凌晨侧翻的大巴、徒步的富士康工人…… 记者节可以说是从业者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刻，它总在强调记者抵达真相、抵达现场、守望正义的角色。但这些公众关切的事件却从不会出现在这些纪念性 的文本当中。很多献词读起来的确让人充满了激情与希望，但只是周期性地呼唤新闻理想，重申规范性准则，不断强化身份认同，不是会有些苍白和无力吗？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该好好学学传媒政治经济学，或许是的。

费尔克拉夫在书中希望作为读者的我能重新审视那些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言说，并以一个文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察觉意识到自己以往的语言和话语经历中有哪些社会力量参与，它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的影响。作为一个初入新闻学的学生， 我试图以与我最密切的职业节日为对象考察话语变迁，但很遗憾，话语的确是个让人很费解的概念，前文的问题也并未得到有效的论证。至于新闻理想是不是由 从业者们自身建构的一种知识神话？我想还是先去做吧。